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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局与汪伪76号的暗战:继王天木叛变之后陈恭澍又背叛军统

发布日期:2021-11-16 03:16   来源:未知   阅读:

  相比于其他抗日战场,上海的地下抗日战场活动更为频繁,其中就包括刺杀亲日上海大亨张啸林、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等等。

  因为、中统局以及军统局的抗日行动引起了日本高层的注意,所以日本便支持汪伪政府成立了汪伪76号。而在汪伪76号成立之后,军统的前身复兴社以及军统,便与汪伪政府展开了一系列你死我活的暗战。

  在说“军统与汪伪76号的暗战”前,笔者先讲一个极为重要的人: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成名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当时,他在中国的东北秘密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汉奸网,利用沈阳和哈尔滨的妓院作为大本营,到处收集中国的军事情报,并贩卖鸦片。当时有很多中国的官员和白俄情报人员因沾染上鸦片,成了助纣为虐的汉奸。

  在东北,土肥原贤二建立了自己的间谍基地,并一跃成为了全东北最有权势的人物:

  1931年,土肥原贤二一手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1935年,他又策划了“华北自治运动”;在第二次时间大战期间,土肥原又长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

  当时,最为出名的日本间谍组织非“特高课”莫属,而特高课的领导者,便是土肥原贤二,我们所熟知的间谍川岛芳子,其实也是特高课的人。

  1938年,因为军统特务王天木暗杀了当时伪维新政府的伪外交部部长陈箓,土肥原权衡再三,终于下定决心:要在中国筹划构建一个类似于军统的组织机构,培养中国本土的亲日特务,去对付中国的抗日特务。

  可是,该由谁去策划并筹建这一机构呢?对于这一人选,土肥原贤二有些举棋不定。直到1939年,时任副总裁的汪精卫叛变,投靠日本人后,土肥原贤二的心中才有了合适的人选。

  于是,土肥原贤二找到了汪精卫,在进行多次秘密会谈之后,他才决定把组建日伪的权力交给汪精卫,支持汪精卫成立汪伪76号。

  李士群,1905年出生于浙江遂昌。他出身贫穷,父亲早逝,靠母亲将其拉扯长大。10多岁时,李士群就独自一人来到了上海闯荡,并靠着其刻苦勤奋,先后进入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上海大学。

  求学期间,李士群曾多次参加革命活动,并顺利加入了。不过就在其入党不久,便被中国中统特务逮捕,狱中,他因受不了严刑拷打便自首叛变投奔了,任职中统的前身“中国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

  1939年,汪精卫成立了汪伪国民政府,李士群与其上司丁默邨又一起叛变了,投靠了汪精卫的汪伪政府,并一同参与汪伪76号的组建。

  1939年的一天,李士群和丁默邨一起来到了土肥原贤二的官邸,在卫兵的带领下,两人见到了土肥原贤二。这次会谈的时间很久,令李、丁二人惊讶的是,土肥原贤二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东北话,而且还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通,对自己二人的来历和此行的目的都清清楚楚。

  几天之后,李士群和丁默邨又去了一趟汪精卫家里,而汪精卫对他们俩和土肥原贤二的顺利接洽也感到十分满意,并授意他们二人尽快动手筹建汪伪76号。

  就这样,汪伪76号(汪伪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在1939年成立了。汪伪76号之所以叫“76号”,是因为它坐落于上海极斯菲尔路76号。

  至此,汪伪76号是成立了,可是它该如何在军统的压迫下打开工作局面呢?对此,李士群想到了一个办法:找青帮。

  当时,上海青帮的三大巨头已经烟消云散,第一巨头张啸林被杀,第二巨头黄金荣悄然隐退,第三巨头杜月笙也逃到了香港。偌大的青帮,此时已然群龙无首。而李士群也正是看中了这点,找到了当时的青帮大佬季云卿,以每月支付一笔不菲的“和平运动”费作为条件,换取了季云卿对汪伪76号的支持。从此,季云卿便成为了汪伪76号的幕后打手。

  也是在季云卿以及上海青帮的指引下,李士群开始了对军统特务的搜捕。他首先抓到了一些下层的军统特务,不过因为从这些特务中实在套不出什么有用的消息,所以李士群便将主意打到了军统高层人员的身上。

  王天木,原名王仁锵,出生于1891年,与沈醉、陈恭澍、赵理君三人有军统“四大金刚”之称。

  值得一提的是,王天木在抗日初期,带领着特务们从事了很多暗杀汉奸的活动,其中最为成功的,就是在1933年于六国饭店刺杀张敬尧一事。也是在这件事后,王天木受到了戴笠的重用,成为了复兴社(军统前身)的骨干之一,且之后的王天木对戴笠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一步,为何?因为戴笠对其有救命之恩。

  那是在1934年春,王天木协同复兴社天津站的特务胡大虎在北平逛八大胡同时,在妓院中与人发生了冲突,胡大虎当场就打死了一个人。为了遮掩此案,王天木和胡大虎将尸体藏在了一个装衣服的箱子里,从妓院后门带了出去。

  尽管王天木等人已经“毁尸灭迹”,但此案最后还是暴露了,一时间,“箱尸案”轰动了整个北平,甚至还惊动到了蒋介石。于是,蒋介石大怒,让戴笠一定严办此事。后来,戴笠查到了王天木和胡大虎的头上,此案也以胡大虎被毙,王天木被判无期徒刑而结束。

  按理说,王天木当时已无释放的可能。可是就在1936年,随着抗日的形势愈加严峻,军统在紧缺人手之下,戴笠突然向蒋介石提交了一份申请,申请的内容是:于1936年年底将王天木释放。且蒋介石后来也同意了戴笠的申请报告。

  就这样,王天木在1936年年底被释放了。1937年时,戴笠又将王天木调任为军统局的华北区副区长。因此,戴笠对王天木有救命之恩,王天木自然也就对戴笠忠心耿耿。

  王天木是个典型的东北人,他五官端正,又爱穿西装和高领白衬衣。这样的打扮,对于一个特务来说,显然是不合适的,然而对于刚刚盯上王天木的李士群来说,却最为合适不过,因为这一身打扮,十分引人注目。

  王天木在被抓进汪伪76号后,面对汪伪特务们的审问,他一言不发。而李士群也没有为难他,不仅没有对他用刑,甚至还好吃好喝地伺候他。更令人奇怪的是,在王天木被抓的三个星期后,他居然被李士群放了。

  李士群的这一举措,不仅王天木不敢相信,就是戴笠等军统高层也十分吃惊。因为在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军统特务能从李士群手中活着出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多疑的戴笠开始怀疑起了王天木。

  为了调查王天木是否叛变,戴笠曾多次找人试探王天木,以至于军统内部都在传言,说戴笠认定王天木是叛徒,甚至想要除掉王天木。而王天木也对此恼火至极,甚至动了脱离军统的心思。

  而这一切,其实都是李士群所希望的。他之所以放掉王天木,就是因为他把住了戴笠多疑的脉门,他认定戴笠肯定会和王天木反目成仇。

  恰巧此时,军统上海区人事科科长陈明楚被汪伪76号逮捕。陈明楚被捕之后,又因经不住李士群的严刑拷打而投靠了汪伪76号。投降之后,陈明楚又出卖了暗杀伪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部长陈箓的军统特务刘戈青,导致刘戈青被捕。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令戴笠防不胜防。也是因此,戴笠认定这一事件肯定与王天木的叛变有关,于是,戴笠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刺杀王天木的命令。而戴笠的这一命令,也让王天木有点措不及防,一时间他竟成了无家可归的军统特务。

  王天木叛变后,军统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军统天津站、北平站相继被破坏,办公地点被抄,电台也被汪伪76号搜获,军统局的特务们也纷纷被李士群抓捕。对此,军统局副局长戴笠极为恼怒,他任命陈恭澍担任了军统上海区区长,誓与汪伪76号作殊死决斗。

  陈恭澍,曾于黄埔军校第五期警政科毕业,在军统局中与王天木一般,也被称之为军统“四大金刚”之一,有数据统计,在他当特务的生涯中,曾有过200多起的暗杀记录。

  陈恭澍接到戴笠的调令之后,面对上海日益严重的局势,他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一调令。此时,军统上海区已是一片狼藉,在王天木叛变之后,军统上海区暂由赵理君代理。但因赵理君身患重病,并不能主持上海区的正常工作,所以当时上海区的工作都由上海区书记郑修元负责。

  在王天木叛变之前,军统上海站所管辖的特务共有一千多人。可是在陈恭澍上任之后,郑修元却只用了一句话,就介绍完了整个军统上海区的人事情况,可见当时军统上海区所面临的惨况。

  然而,不管形势有多么的残酷,陈恭澍在上任之后,还是招兵买马,大张旗鼓地扩充起了军统上海区的实力。一个月后,军统上海区的规模逐渐成型,它分为五个情报组和八个行动大队。

  而除了以上这13个小型机构外,陈恭澍还成立了一个特别行动小组,称为“新一组”,该组由陈恭澍直接指挥。

  在管理制度上,陈恭澍为了确保上海区的安全,还建立了新的通讯制度。根据陈恭澍的安排,上海区区本部与外勤单位皆不发生直接关系,全部由交通线来传达命令。而交通线又被陈恭澍分为外线和内线,外线只负责行动队之间的联系,内线只负责本部与行动队之间的通讯。

  1940年年初,陈恭澍在办公室中收到了一封戴笠发来的电报,戴笠让他在重建军统上海区后,尽快开展行动。随即,陈恭澍叫来了上海区副区长郑修元,二人开始筹划从何处着手,开始军统在上海区的行动。

  几日后,陈恭澍第一次向手下特务们发起了行动动员,并将戴笠的电报公之于众。戴笠在电报中这样写道:

  吾人及京沪两地及京沪线上,必须扩大行动,发挥吾人之权威。请策励所属,积极行动,藉以寒奸贼之胆。

  虽然说,当时的日本宪兵很疯狂,24小时不定时巡逻,还派出了大量的便衣特务搜寻军统特务,但陈恭澍还是找到了这次行动的突破口,那就是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督察长程海涛。

  当时,程海涛虽然名义上是法租界巡捕房政治部的督察长,但其实际上却已暗中投靠了日本,是卖国求荣的大汉奸。也是因此,陈恭澍才会决定在程海涛的身上打开工作局面。

  不久之后,陈恭澍便下达了刺杀汉奸程海涛的命令。行动大队第四大队队长徐晚枫收到命令后,第一时间便派出了手下,开始侦查程海涛的活动规律。

  当徐晚枫得知,程海涛最近每天下班之后都会去一个叫作天涯路的歌厅后,便决定在法租界的贝勒路与康悌路口,也就是程海涛到“天涯路”歌厅的必经之路上伏击他。

  这个路口是个丁字路口,人多车多,容易拥堵,旁边有一片居民区,街道交错复杂,行动结束后,不仅容易隐蔽,而且容易逃脱。于是徐晚枫选了四大队里枪法最好的四个特务,两人一组,相互掩护,伏击在这个路口,伺机刺杀程海涛。而除了这四个人外,徐晚枫还专门安排了一个人负责核查刺杀结果,以确保刺杀成功。

  晚上,特务们果然等来了程海涛。只见一辆黄包车缓缓驶到了丁字路口附近,而车上的程海涛,则一直在打瞌睡。

  当看到黄包车之后,行动大队四大队的四名成员迅速出击,第一组行动的两人快步移到了黄包车前,随即其中一个摘下了帽子,示意第二组行动的两人再次确认此人是否为程海涛。几秒钟后,跟随在他们身后的第二行动组的两人中的一个,也摘下了帽子,意思是没错,此人就是法租界巡捕房华籍督察长程海涛。

  随即,第一行动组的两个人迅速拔出手枪,喊了一声“程海涛”,程海涛瞬间被喊声惊醒,回头应答,他们扣动扳机,子弹命中程海涛要害。就这样,程海涛死在了军统特务的手中。

  在成功刺杀汉奸程海涛之后,陈恭澍趁热打铁,又进行了多次针对日本人及汉奸的暗杀活动。

  比如,1940年4月16日,军统上海区特工假冒送水工,在日本儿常去的虹口区乍浦路、海宁路的电影院中埋藏了几颗定时炸弹,并成功定时引爆。此次爆炸,共造成23名日本人死亡,竟无一中国人受伤。

  再比如1940年6月11日,军统上海区特工在这天深夜潜入了上海日本宪兵队宿舍,成功安置定时炸弹并完成引爆,造成了数名日本宪兵伤亡。

  据不完全统计,在那一段时间中,陈恭澍在上海共锄杀了大小汉奸近100名,杀死日本官兵有40余人,破坏日本军事设施、焚毁军需物资也达到了50次之多。

  不过也是因此,汪伪76号盯上了陈恭澍,并派出了大量的特务和日本宪兵,不惜一切代价抓到陈恭澍。

  万里浪,1906年出生于湖北枝江,曾毕业于军统金华训练班,是军统上海区的骨干。不过在1939年汪伪76号成立时,万里浪就投靠了日本人,成为了汪伪76号的骨干成员。万里浪在汪伪76号中,曾先后担任汪伪76号第一处处长兼第四行动大队大队长、调查统计部第三厅厅长等职。

  1940年10月29日,陈恭澍在进入军统某秘密站点进行情报联络时,被以万里浪为首的汪伪76号的特务们抓捕。

  陈恭澍被捕后,李士群开始对陈恭澍进行策反活动,不过,李士群并没有对陈恭澍使用极刑。其实,当时的陈恭澍内心是极为痛苦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自己被捕,还因为自己的小儿子刚刚因病夭折。所以,陈恭澍在被捕后,情绪其实是一直很低迷的。

  而关于陈恭澍在狱中的具体经历如何,资料也无具体记载,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就在1941年年初,陈恭澍也叛变了。在陈恭澍叛变投靠日本后,他被任命为了汪伪政府特工总部科长一职,也是在陈恭澍的鼓动下,当时上海区绝大部分的特务,也都投靠了汪伪政府。一时间,军统上海区元气大伤。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中,戴笠虽也曾再派人过去政治军统上海区,但都未见成效。也是自陈恭澍投降之后,军统与汪伪76号的暗战,从大规模的刺杀转变为了排出间谍刺探情报、秘密追踪和暗杀。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12月8日,美国正式对日本宣战。有了美国的加入,日本的战争优势也渐渐不复存在。

  1943年,随着美军在美日战场上的不断胜利,中国的汉奸们在看到自己的靠山即将覆灭之际,也纷纷找起了后路。而军统局副局长戴笠也认为除掉汪伪76号副主任李士群的时机已到,准备对李士群下手。

  说来也巧,就在这个时候,李士群的靠山,日本军部代表晴气庆胤被调走了。于是,在军统特工的安排下,李士群被被已策反的汪伪政府三号人物周佛海设计毒死了。李士群一死,汪伪76号也就群龙无首了,自然也不会是戴笠及其军统局的对手了。

  有资料显示,当时戴笠曾经一次性枪决了汪伪76号的二十多名特务,而汪伪76号也就此走向灭亡。